【概述】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則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
【刑事判決】
「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法院僅補充性介入…，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是：
（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
（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嚴格證明法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二條第一項）與澄清義務（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
（四）、九十一年二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九十二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九十八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法之效力』，九十九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六條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八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二年之內，應檢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易言之，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法院復云何哉！」
（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
（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嚴格證明法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二條第一項）與澄清義務（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
（四）、九十一年二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九十二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九十八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法之效力』，九十九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六條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八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二年之內，應檢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易言之，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法院復云何哉！」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刑事判決）
【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關鍵字】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公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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