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違法解僱，即構成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勞工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

【概述】

雇主違法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即構成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勞工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

【民事判決】

「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於113年6月3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屬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致有損害被上訴人權益之虞。又觀諸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8日為勞資爭議調解時，已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22頁），而勞工請求資遣費係以契約已終止為前提，則堪信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8日調解時已有行使終止權之意思，且該終止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當時尚未逾被上訴人知悉上訴人違法解雇之日起30日之期間，從而，系爭勞動契約業於113年6月18日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勞上字第75號民事判決）

「經查，鍱德公司於111年1月1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汪滄洲並不合法，業經認定如前，當屬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汪滄洲權益之虞；另鍱德公司解僱並不合法，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鍱德公司自111年1月15日起即未再給付每月薪資予汪滄洲（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顯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汪滄洲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而汪滄洲於111年5月9日原審準備程序中表明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原審卷一第152頁），而鍱德公司係於111年4月15日收受上開民事起訴狀繕本，有送達證書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45頁），應認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1年4月15日經汪滄洲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民事判決）

「經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1日解僱被上訴人，於法無據，不生解僱效力，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違法終止契約，拒絕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導致被上訴人權益有受損之虞。則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勞資調解期日，當場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㈢），自屬有據。」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第81號民事判決）

「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3日違法解僱，故其於110年6月28日兩造在新北市政府調解時，當場對被上訴人表示兩造間僱傭關係於110年7月31日終止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3日終止契約因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而不生終止之效力，已認定於前，則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斯時仍存續，惟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3日後即未依約交派工作及給付工資予上訴人，違反兩造勞動契約之約定而有損害上訴人之勞工權益，則上訴人於110年6月28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於法有據，且自其110年6月3日知悉時起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其終止合法。」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9號民事判決）

「如前所陳，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於109年9月8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屬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致有損害上訴人權益之虞。且上訴人於收受系爭長春郵局存證信函後，已以存證信函及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均爭執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規定解雇之合法性，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有109年9月11日台北大同郵局第449號存證信函及109年9月11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1至43頁、第31至32頁）。
然被上訴人稱其查不到何時收受、未收到上開上訴人寄發的大同郵局存證信函等語（見本院卷第300頁），又觀諸上訴人於兩造於109年9月28日調解時，爭執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規定解僱之合法性，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被上訴人於調解時已派員到場並就上訴人之請求表示不同意見等情，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原審卷第33至34頁），而勞工請求資遣費係以契約已終止為前提，則堪信上訴人至少在109年9月28日調解時已有行使終止權之意思，且該終止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上訴人，是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09年9月28日業經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45號民事判決）

「被上訴人於109年10月13日以上訴人連續曠職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不合法，且兩造間勞動契約未因上訴人、被上訴人與多元商公司三方達成商定留用上訴人之協議而終止，均認定於前，則兩造間勞動契約仍繼續有效，被上訴人應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履行交付工作及給付報酬之義務，惟其未履行，則上訴人於109年11月6日以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於勞資爭議調解會時向被上訴人請求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意即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見不爭執事項㈥），於法有據，兩造間勞動契約因此終止。」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勞上字第141號民事判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承前所述，上訴人於109年3月5日終止勞動契約，並不合法，則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30日以系爭第46號存證信函，以上訴人於109年3月4日所為免職處分不合法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通知上訴人自109年4月1日起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並無不合，且於上訴人收受系爭第46號存證信函時，發生終止之效力」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2號民事判決）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逕以上訴人於六福公司任職違反工作規則為由，解僱上訴人，解僱手段與被上訴人上開所指上訴人違反工作規則等情事，在程度上顯不相當，且有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情形，則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9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解僱上訴人，即非適法，不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而被上訴人非法解僱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供勞務，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附卷可稽（見勞專調卷第11-13頁），則被上訴人自終止僱傭關係後即拒絕上訴人提供勞務給付薪資，即有違反勞工法令並損害上訴人之權益。再依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及本件起訴狀均載明以被上訴人違法解僱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之意旨（見勞專調字第4頁、第11-13頁），堪認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已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被上訴人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勞動契約業經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自屬合法。」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2號民事判決）

「承上，依上開LINE對話及證人蔡杰晟證述，堪認上訴人於110年4月7日終止與被上訴人間之勞動契約行為，欠缺勞基法所定之解僱事由，應屬違法解僱，自不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故被上訴人主張其等遭上訴人違法解僱，且上訴人為雇主，未負擔勞健保費負擔差額、未給付平日加班費及未提繳勞退金等違反勞工法令行為，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並以起訴狀送達，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見原審卷第14、15頁、本院卷第97、118頁），
本院審酌上訴人原即否認兩造間存有勞動契約關係，又非法解僱被上訴人後，仍未為被上訴人提繳勞退金、給付短欠如上勞健保費負擔差額等金額，且在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3日申請資調解，並於調解時請求上訴人提出受僱薪資明細與出勤紀錄，上訴人仍拒絕提出（見原審卷第24頁），持續違反勞工法令，致被上訴人無法計算所受損害結果，嗣至被上訴人起訴後，上訴人始於原審提出被上訴人之出勤紀錄，被上訴人始得計算上訴人違背勞工法令所受之損害結果，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上訴人起訴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未罹於除斥期間，所為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合法有據。」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勞上易字第99號民事判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雇主違法解僱勞工，即可認為係「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並足認為「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勞工得以「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為由，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為由不經預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既經認定於法不合，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本繼續存在。惟查上訴人違法開除被上訴人廠長職務，使被上訴人喪失其工作權，自有損害被上訴人勞工權益之虞。
被上訴人自得本於前揭規定，以上訴人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為由，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又被上訴人於92年2月18日向台北縣政府勞工局申請協調，並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有上開勞資爭議協議書在卷可考，而被上訴人另於92年3月31日台北縣政府召開處理勞資爭議協調會議重申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亦有上開協調會議紀錄附卷足憑，被上訴人最早不預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在92年2月18日，距上訴人開除被上訴人廠長職務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之日即92年元月20日，尚未逾法定之30日期間，被上訴人之終止意思表示，自屬合法有效。」

（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勞上易字第37號民事判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雇主違法解僱勞工，即可認為係「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並足認為「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勞工得以「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為由，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勞上易字第12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關鍵字】

違法、解僱、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雇主單方片面任意調降工資或限制勞工特別休假，勞工得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概述】

雇主單方片面任意調降工資或限制勞工特別休假，勞工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民事判決】

「勞基法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勞基法第1條參照）。是上開關於維護勞動力，以落實勞工休息權之特別休假規定（勞基法第38條立法意旨參照），屬強制規定性質，勞雇雙方均應遵守，雇主除有經營上急迫需要時，應與勞工協商，以限制雇主任意要求勞工有特別休假需求時仍出勤工作，且未休特別休假無論有無遞延，未能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為必要之給付，可得佐證。故如雇主單方片面任意調降工資或限制勞工特別休假，自屬因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而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勞工即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而終止勞動契約。」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勞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關鍵字】

任意調降工資、限制勞工特別休假

若雇主繼續違法，勞工之終止契約權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違法行為前均有依法終止之形成權

【概述】

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

【民事判決】

「按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固規定：「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即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以維持民事法律關係之安定性。然此一終止契約之形成權，並非一時性之權利，而係具有繼續性之權利，換言之，此一權利雖應於知悉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行使，逾期行使即不生終止之效力，然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
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九日以上訴人未提撥職工福利金及退休準備金，向高雄縣政府申請調解時，固可認為業已知悉上訴人違反勞工法令之情事，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依法終止勞動契約前，均未依法提撥職工福利金及退休準備金，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權利，尚在不斷發生中，被上訴人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終止契約，尚未逾三十日之除斥期間，自均已發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2項

【關鍵字】

雇主違法、繼續發生、未逾除斥期間、未依法提撥勞退

雇主逼迫職災勞工提前復工否則終止契約，違反災保法第84條規定，勞工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終止契約

【概述】

雇主以不提前配合復工即擬終止契約之方式逼迫職災勞工復工，違反災保法第84條規定，勞工得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

【民事判決】

「被上訴人於上訴人之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內，無視上訴人之恢復情形尚未達到可部分復工之程度，竟仍要求立刻進行復工協調，甚至逕行指定工作項目，並告知如不配合即視同放棄此份工作，或擬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為由解僱上訴人等情，顯係以勞工不提前配合復工即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不當逼迫上訴人復工，即屬違反災保法第84條之規定而損害於上訴人之勞工權益，已具勞基法第14條第1款第6款規定得由勞工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
而上訴人業已寄發系爭存證信函，表明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旨，該函並於112年6月6日送達被上訴人，有存證信函暨中華郵政掛號郵件送達回執可考（見勞專調卷第51頁至57頁），則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即已達到被上訴人而生效力，系爭勞動契約因此於112年6月6日終止，應可認定。」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勞上字第120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84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關鍵字】

職災勞工、逼迫提前復工

雇主雖違法已即時更正且對勞工權益不生影響時，勞工依照勞基法第14條終止不生效力

【概述】

雇主雖有違反勞工法令，然已經及時更正且對勞工權益不生影響時，為維繫勞資關係之和諧，並參酌行使權利不得違反誠信原則之規範意旨，應適度調整此項勞工終止權之涵攝範圍，以維勞資雙方權益之衡平。

【民事判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固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明定。但此項終止事由，仍以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之行為，確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為要件，若雇主雖有違反勞工法令，然已經及時更正且對勞工權益不生影響時，為維繫勞資關係之和諧，並參酌行使權利不得違反誠信原則之規範意旨，應適度調整此項勞工終止權之涵攝範圍，以維勞資雙方權益之衡平。

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已於113年11月12日函請勞保局註銷上訴人之退保紀錄，回溯至同年月6日起續保勞保意旨，並於同日將已為上訴人辦理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並未產生勞保年資中斷情事，以前述LINE通知上訴人知悉等情，因被上訴人違法將上訴人退保情事業已及時更正，且其結果並未影響上訴人之勞保資格或年資，應認上訴人自113年11月12日收到上開LINE通知後，已不能再以上開事由向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從而，上訴人事後在同年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以被上訴人違法將上訴人之勞保退保，違反勞工法令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經核於法尚有未合，應認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勞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關鍵字】

雇主違法、已即時更正、對勞工權益不生影響

民事委任有無授予特別代理權之各種情況

【概述】

民事委任有無授予特別代理權之各種情況。

【民事判決】

◎二審有無委任關係：
一審有受特別代理權委任而得提起上訴，其代理權亦在提起上訴後，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二審委任須另提二審委任狀。

「查被告前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3號請求補償金遲延利息事件，固提出委任狀，委任原告為訴訟代理人，其委任狀上並載明原告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之特別代理權，惟上開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00年12月30日判決後，楊紫奎以被告法定代理人之身分，另出具委任狀予原告，由原告以被告名義於101年1月19日提起第三審上訴，嗣被告具狀向最高法院陳明並未委任原告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認定上訴不合法，而於102年1月17日以102年度臺上字第117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在案等情，除據被告提出上開最高法院民事裁定為證外，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3號、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116、117號、102年度臺聲字第74號民事卷宗查閱無訛。準此，縱認原告因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3號請求補償金遲延利息事件，受有特別委任，而有就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之權限，其代理權亦於提起第三審上訴後，即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而原告於103年1月17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3號請求補償金遲延利息事件，有就該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委任關係存在，該爭執之法律關係既於起訴之前已成為過去，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408號民事判決）

◎是否裁定命補正繳納上訴裁判費：
律師一審有受特別代理權委任而得提起上訴，其代理權亦在提起上訴後，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二審未委任律師），二審上訴卻未繳裁判費，法院應命補正（不得不命補正直接駁回）。

［１］

「惟按上訴人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若其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毋庸命其補正，得以裁定駁回之，固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明定。惟聲明上訴時尚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其後方始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須該訴訟代理人確已知悉上訴人未繳納上訴裁判費用，並有充分期間得自動繳納而仍未繳納者，基於避免拖延訴訟之意旨，始有其適用。又委任訴訟代理人，應於每一審級為之，受特別委任之訴訟代理人，雖有為其所代理之當事人，提起上訴之權限，但其提起上訴後，其代理權即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該訴訟代理人如欲在上訴審代為訴訟行為，尚須另受委任，方得為之（司法院院字第一八四一號解釋及本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五七四號判例參照）。
本件再抗告人委任李昶欣律師為第一審訴訟代理人，授與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之特別代理權，其為再抗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係以第一審受有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身分為之，此觀其上訴狀載明「原審訴訟代理人」益明，則李昶欣律師之代理權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經消滅，板橋地院如認再抗告人上訴合法要件有欠缺而得補正，自應裁定命再抗告人補正，而第二審上訴，不以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為其合法要件，板橋地院未命再抗告人補繳上訴裁判費，而於一○一年七月十九日裁定命再抗告人補正委任李昶欣律師之委任狀，已有未合。嗣再抗告人於同年月三十日提出委任李昶欣律師為第二審之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板橋地院復未查明李昶欣律師是否確已知悉再抗告人未繳納上訴裁判費？究竟有無延滯訴訟之情事，遽以再抗告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乃不命補正，逕以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上訴，原法院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依上說明，即非無適用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規定顯然錯誤之違法，且所涉及之法律見解，亦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再抗告論旨，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924號裁定）

［２］

「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法院得不行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及第444條第1項但書之程序，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固定有明文。惟上訴人僅於上訴狀中記載撰狀律師某人，而並未提出委任該撰狀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亦未用言詞委任，即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所載，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規定不合(最高法院33年永抗字第21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委任訴訟代理人，應於每一審級為之，受特別委任之訴訟代理人，雖有為其所代理之當事人，提起上訴之權限，但提起上訴後，其代理權即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該訴訟代理人如欲在上訴審代為訴訟行為，尚須另受委任，方得為之(司法院28年院字第1841號解釋、69年台上第1574號判例意旨參照)。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所謂「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係指上訴人已委任律師為第二審訴訟代理人者而言；
若第一審委任之律師為上訴人提起上訴，係本於第一審當事人所授與之特別代理權，為當事人之利益提起上訴，並未於第二審再受委任，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此時法院仍應以裁定命其補正，不得逕予駁回(司法院83年6月16日83院台廳民一字第11005號函示意旨參照)。
二、本件抗告人在第一審所提出委任林誌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見原審卷52頁），固載明其有特別代理權，有為抗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權限，惟林律師仍須另受委任，方為抗告人在第二審訴訟程序之訴訟代理人。而抗告人於第一審判決後，於民國106年5月1日提出民事聲明上訴狀，就原判決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見原審卷222頁），該聲明上訴狀之當事人欄及狀末，雖列載林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用印，但並未附具林律師受委任為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自難認林律師於第二審訴訟程序已受委任；並可推知該聲明上訴狀，僅係林律師基於其原審特別代理權所提出，非表明其為上訴審之訴訟代理人，自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所規定，上訴人現有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有間。原裁定遽認抗告人已有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不命補正而逕駁回其上訴，自非適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抗字第274號民事裁定）

［３］

「按上訴人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若其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法院得不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固為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明定。然此係指該律師現為當事人於該審級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又受特別委任之訴訟代理人，雖有為其所代理之當事人，提起上訴之權限，但提起上訴後，其代理權即因代理事件終了而消滅，而該事件即進入上訴審程序，當事人若再委任訴訟代理人，自須另行提出委任狀。本件抗告人在第一審所提出委任周紫涵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見原審卷二第114頁），固載明其有特別代理權，有為抗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權限，然依前揭說明，周紫涵律師仍須另受委任，方為抗告人於第二審程序之訴訟代理人。卷查周紫涵於具狀為抗告人提起上訴後，並未提出受委任之書狀，該聲明上訴狀（見原審卷二第156頁）亦僅載其為具狀人，而非提出委任狀表明為該上訴審之訴訟代理人，即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規定，上訴人現有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有間。乃原裁定遽認抗告人已有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得不命補正而逕駁回其上訴，自非適法。」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5年度抗字第429號民事裁定）

［４］

「抗告人係於106年5月16日收受第一審判決書，並由抗告人委任之第一審律師侯俊安律師於上訴期間之最末日下午具狀聲明上訴，有送達證書、民事聲明上訴狀及其上收狀戳日期可明（原審卷第111、113頁），而前開民事聲明上訴狀雖有表明抗告人及訴訟代理人侯俊安律師，但僅有律師蓋章，且未附委任狀，無從推論侯俊安律師有再受抗告人第二審委任之情，宜解為侯俊安律師係本於抗告人在第一審所授與之特別代理權，而為抗告人利益提起上訴，並未於第二審再受委任，依前開說明，即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要件有別，而無前開規定之適用。
（三）從而，原法院未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先定期命抗告人補正，亦未賦予抗告人自動繳納第二審裁判費之合理期間，即於收受前開民事聲明上訴狀之翌日即106年6月6日，逕以抗告人係委任律師聲明上訴，未一併自動繳納裁判費為由，裁定駁回其上訴，容有未恰。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當之處理。」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抗字第984號民事裁定）

◎律師一審受有包裹式委任（含括一至三審，且有特別代理權）代為上訴卻「未繳裁判費」，法院可接駁回：

「原法院以：再抗告人為第一審起訴時之原告，其於第一審起訴時委任彭國書律師為第一、二、三審之訴訟代理人，得為一切訴訟行為，並有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而該律師具狀聲明上訴，請求相對人給付之金額具體明確〔按即相對人等連帶給付新台幣（下同）一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元本息、林澤民給付八十萬八千四百四十元本息、林銘鈺給付四十八萬六千四百八十七元本息、林信宏給付四十八萬六千四百八十七元本息〕，與再抗告人於第一審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請求之數額相同。又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者，訴訟標的之價額不併算該利息之價額，為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二項所明定。其委任之律師應知悉系爭訴訟標的價額，而得核計繳納第二審裁判費，無待第一審法院另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及命補正第二審裁判費。再抗告人於民國一○五年二月二日提起上訴，迄第一審法院同年月十五日裁定駁回其上訴止，長達十二日，其間雖逢春節假期，惟尚有充足時間繳納上訴裁判費。況第一審判決正本教示欄已載明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縱再抗告人於聲明上訴狀記載「本件上訴裁判費請鈞院核定數額後，上訴人將儘速繳納」等語，亦須就其所認應行繳納之裁判費先為繳納。其迄至第一審法院裁定前，仍未繳納，於法即屬不合等詞。因而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對於台北地院所為裁定之抗告，揆諸首開說明，於法並無違誤。」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00號民事裁定）

◎當事人委任律師授予特別代理權，當事人於判決送達前死亡，訴訟程序不停止：

［１］

「經查，原判決係於民國105年10月20日送達於上訴人在原審委任之訴訟代理人蔡錫欽律師，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原審卷157頁），其上訴期間自原判決送達之翌日起算，已於同年11月9日即已屆滿。而本件上訴人係於同年9月11日死亡，有戶籍謄本可稽（本院卷16頁），則原法院於同年11月7日收受以上訴人本人名義所提出之民事上訴狀，已在上訴人死亡之後，不生上訴之效力。
另查上訴人在原審委任蔡錫欽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及第2項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有民事委任狀可參（原審卷133頁），故上訴人雖於105年9月11日死亡，然依上開說明，訴訟程序並不當然停止，其得提起上訴之期間繼續進行，並於105年11月9日屆滿。本件上訴人受敗訴判決，於得提起上訴之期間內，既未經有權提起上訴之人提起上訴，依首揭規定，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423號民事裁定）

［２］

「曹安良於系爭事件委任陳尹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特別代理權。系爭事件於民國102年8月29日宣判，判決正本於102年9月16日送達陳尹章律師。曹安良雖於102年9月6日死亡，惟依民事訴訟法173條本文規定，系爭事件之訴訟程序不因曹安良死亡而當然停止。陳尹章律師既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系爭事件關於曹安良部分自已確定。再抗告人為曹安良之繼承人，則士林地院司法事務官裁定命再抗告人於繼承曹安良遺產範圍內連帶賠償相對人訴訟費用額13萬3475本息，並無違誤。再抗告人以曹安良於系爭事件判決送達前死亡，上訴期間無從起算而迄未確定云云置辯，尚無可採。」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91號民事裁定）

◎代受送達與上訴期間的計算、在途期間是否扣除：

［１］

「按「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所謂一切訴訟行為，凡不屬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所定應受特別委任之事項均包含在內。代受送達亦為一切訴訟行為之一種，訴訟代理人當然有此權限，其基此所為之代受送達，即與委任之當事人自受送達生同一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㈠抗告人事務所與法定代理人住所均在臺北市（見系爭訴訟卷㈠第13頁起訴狀），前於系爭訴訟一審委任黃書瑜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特別代理權；黃書瑜律師之事務所位於臺北市松山區（見同卷第25頁委任狀）。嗣系爭判決於113年2月6日送達於黃書瑜律師，有判決書與送達證書在卷可考（依序見系爭訴訟卷㈡第561-569頁、第571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判決書已合法送達抗告人，20日上訴不變期間於113年2月26日屆滿（抗告人與訴訟代理人送達處所均在臺北市，無須扣除在途期間）。則抗告人遲至113年3月1日始具狀上訴（見系爭訴訟卷㈢第3-5頁上訴狀），顯屬逾期。」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勞抗字第38號民事裁定）

［２］

「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又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1項所規定，在途期間之扣除，必以兼具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住居，以及無訴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始得稱之，如當事人住居法院所在地，不問訴訟代理人住居何處，得否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均不生扣除在途期間之問題，此觀該條文及同法第440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於原法院共同委任李家蓮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特別代理權，有委任狀可參（原法院卷一第124頁），原判決正本於民國107年4月3日送達李家蓮律師，有送達證書可稽（原法院卷三第152頁）。而李家蓮律師雖設址於新北市新店區，非原法院所在地，然上訴人既均設立、住居於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51號9樓，業據上訴人陳明（原法院卷一第133頁），並有公司基本資料可佐（本院卷第49頁），為原法院所在地，則上訴人提起上訴，依前開說明，仍不得扣除在途期間。本件上訴期間應於107年4月23日屆滿，上訴人遲至同年月24日始提起本件上訴（本院卷第27頁），已逾上訴不變期間。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不合法，應予駁回。」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584號民事裁定）

［３］

「鄭國益於原審委任其子鄭宇呈為訴訟代理人，鄭宇呈於該訴訟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代理權，並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此有委任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9頁），依前開說明，鄭宇呈即有代受送達之權限，並有提起上訴之特別代理權。……
抗告人又主張鄭國益於110年10月19日死亡，係於上訴期間內死亡，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伊等業已聲明承受訴訟，並同時提起本件上訴，未逾20日之上訴期間云云，並提出死亡證明書為證（原審卷第139頁）。惟縱使鄭國益於收受原審判決時即110年9月22日，係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惟其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鄭宇呈，受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得代鄭國益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特別委任，依同法第173條規定，第一審訴訟程序並不當然停止，鄭宇呈仍得合法代為提起第二審上訴。而承前所述，原審判決係於110年9月22日合法送達予訴訟代理人鄭宇呈，且上訴期間至100年10月12日始屆滿，訴訟代理人鄭宇呈自應於該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上訴，然抗告人遲至110年11月15日始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提起上訴（見原審卷第135、141頁之收狀戳章），顯已逾20日之上訴期間，自非適法，且原審判決既已確定，抗告人於其後聲明承受訴訟，亦非合法。」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勞抗字第38號民事裁定）

［４］

「按提起民事第三審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準用第440條規定，應於第二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又住居法院所在地之訴訟代理人，受有上訴之特別委任者，雖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住居，計算上訴期間，亦不得扣除其在途之期間。
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106年度上字第396號第二審程序，委任住居於原法院所在地之律師黃聖德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嗣原法院第二審判決於民國107年5月14日送達該訴訟代理人，有卷附民事委任狀及送達證書可稽，則抗告人雖不在原法院所在地住居，其提起第三審上訴，關於上訴期間之計算，仍不得扣除其在途之期間。上訴期間自判決送達之翌日起，算至同年6月4日止（期間末日原為107年6月3日星期日，以其次日代之），即告屆滿，抗告人遲至同年月6日始提出上訴狀，已逾上開不變期間。原法院因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經核於法並無違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18號民事裁定）

◎當事人本人或另行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提起上訴，原審訴訟代理人之訴訟代理權歸於消滅（法院向當事人送達並無不合）：

［１］

「按於下級審法院受有特別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如代當事人提起上訴，於使上訴程序合法之範圍內，固得續為必要之行為；然上訴係由當事人本人或另行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提起者，原訴訟代理人之訴訟代理權則歸於消滅，該訴訟代理人即不得再代當事人為任何訴訟行為。
次按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住居，雖有訴訟代理人住居於法院所在地，惟不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自明。
本件抗告人於原法院雖委任游孟輝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且授與特別代理權，惟對原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係抗告人本人，並非游孟輝律師所代為，依首開說明，游孟輝律師之訴訟代理權於抗告人提起上訴後，即歸於消滅，游孟輝律師不得再代抗告人為任何訴訟行為。而抗告人之事務所設於台中市，不在原法院所在地，計算上訴後應為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自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抗告人係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聲明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抗告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法院。而期間之起算，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民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著有明文，是抗告人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自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算。而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為通常法定期間，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之適用。抗告人事務所設於台中市○○路○段○○○○號八樓之八，其在途期間為七日，扣除在途期間七日後，抗告人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至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始屆滿。原法院並未考慮扣除在途期間之問題，即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以抗告人未於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於法自屬有違。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355號民事裁定）

［２］

「相對人對抗告人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訴訟，經本院埔里簡易庭以112年度埔簡字第84號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受理，抗告人於原審委任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予民事訴訟法第70條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特別代理權，原審於112年10月31日判決抗告人部分敗訴；抗告人不服以本人名義具狀提起上訴，原審於112年12月13日裁定命抗告人於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繳第二審裁判費1,500元即系爭補費裁定，系爭補費裁定於112年12月18日送達抗告人之戶籍地即南投縣○○鄉○○巷00號、抗告人提出書狀所載地址即南投縣○○鄉○○村○○街000號，經其受僱人收受送達，抗告人於112年12月19日提出民事上訴理由狀並委任林三元律師為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並授予特別代理權，嗣因抗告人逾期未補繳第二審裁判費，原審於113年1月16日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上訴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
足知，抗告人雖於原審委任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予民事訴訟法第70條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特別代理權，然抗告人係以自己名義提起第二審上訴，並非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所代為，則於第一審受抗告人委任有上訴特別代理權之林三元律師、廖宛淇律師，其特別代理權於抗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已然消滅，而上訴狀亦無指定送達代收人（見原審卷第356頁），系爭補費裁定僅得向抗告人本人送達，原審將系爭補費裁定送達抗告人本人，於法並無不合」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

◎授予律師特別代理權，當事人因故昏迷，律師可能撤回關於部分訴訟（案例為撤回離婚之請求）：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審判准撤銷上訴人間就附表乙編號1所示不動產(下稱000號房地，如僅指房屋則稱000號房屋)於民國108年12月26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109年2月6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命Ａ０２塗銷000號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判准被上訴人離婚請求、命Ａ０１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50萬元本息部分均提起上訴，並委任沈恆律師於本院擔任共同訴訟代理人，且授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及第2項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有民事上訴狀、民事上訴理由狀、民事委任狀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1至37、139頁），
嗣Ａ０１之訴訟代理人於111年8月23日就離婚部分提出撤回上訴(一部撤回)狀(見本院卷一第377頁)，揆諸前開說明，已生一部撤回上訴之效果。
被上訴人雖主張：Ａ０１前既就原審判准離婚部分提起上訴，其訴訟代理人卻在Ａ０１於111年8月20日在住處跌倒昏迷後，具狀撤回離婚部分之上訴，是否為Ａ０１之真意，實有疑問云云。而Ａ０１之訴訟代理人稱：因Ａ０１身體狀況不佳，近年多次進出醫院，故事先指示訴訟代理人緊急狀況下為相應訴訟行為，以維護Ａ０１利益，因Ａ０１於111年8月23日一度在醫院危急救治，故依Ａ０１授權撤回Ａ０１離婚部分之上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4頁)，併觀Ａ０１提起上訴後，非但委任沈恆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授與特別代理權，足認Ａ０１雖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但其本即同意訴訟代理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可代其為包含撤回等之一切訴訟行為，故其訴訟代理人依Ａ０１授權撤回Ａ０１離婚部分之上訴，為其受Ａ０１授權範圍內之訴訟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被上訴人空言爭執訴訟代理人代Ａ０１撤回離婚部分上訴之效力，自無足採。又此部分既經撤回上訴，已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41號民事判決）

◎法扶律師可能因受任時有無被授予特別代理權，後來因當事人爭執而遭法院傳喚作證：

「李柏毅主張其並未授與吳錫銘律師調解權限，系爭調解因欠缺代理權而無效；兆辰公司等2人則否認上情，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由李柏毅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調解係由吳錫銘律師以李柏毅訴訟代理人身份參與調解而成立，吳錫銘律師於該案提出之委任狀則係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用委任狀，並於「□有□無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欄位勾選「有」，且經李柏毅於委任人欄位簽名，但其簽名字體顏色為黑色，其餘手寫填載之字體，包含法院名稱及上開勾選「有」之字體顏色均為藍色等情……
經本院傳喚吳錫銘律師到庭作證，其具結後證稱：委任狀是李柏毅親簽，「有」和解之權欄位是律師事務所人員先行勾選並填好審級、代理項目後，跟李柏毅會談時，解釋特別代理權的意思，經李柏毅口頭同意，再請李柏毅簽名，104年5月15日調解當天李柏毅不在場，是因為李柏毅人在高雄，而且當天能否調解成立事前並不知道，其到場後對造表示願以25萬元和解，經其提議增加金額，最後以26萬元和解，這個訊息其有當場與李柏毅電話確認，經李柏毅同意才簽署調解筆錄，李柏毅在電話中並未提到其不能代為調解成立、要由李柏毅本人到場簽名，如果當事人明確表達不同意，其不可能冒這個風險去簽和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1至297頁）。另查，李柏毅前曾主張吳錫銘律師受理系爭調解案有疏失，而向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申訴，經法律扶助基金會調查後，認定李柏毅確曾於104年5月15日調解當日與吳錫銘律師電話聯繫，並於電話中同意和解金額，故系爭調解係經李柏毅授權同意，吳錫銘律師並未越權成立調解，亦有法律扶助基金會士林分會106年12月4日法士旭字第1060000145號函附申訴結果通知函在卷足稽（見本院卷一第331至339頁）。綜上互核以觀，堪認李柏毅應已同意授與吳錫銘律師和解之特別代理權，始簽名於上開委任狀而提出於原法院，吳錫銘律師自有權代理李柏毅作成系爭調解。是李柏毅主張系爭調解係未經合法代理所為，應屬無效云云，難認有據。」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668號民事判決）

◎調解程序之委任代理，與民事訴訟法第70條無關。只要就調解事件受委任到場進行調解，可認已受有與他造成立調解之特別委任：

「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調解須受特別委任，未受特別委任之代理人，自得代理調解事件之當事人，與他造成立調解，且調解係訴訟前之另一程序，本質上為非訟事件，調解事件之代理人乃就調解事件專受委任，應與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無關。如專就調解事件受委任，代理當事人於調解期日到場進行調解，當可認為代理人已受有與他造成立調解之特別委任，自可代理本人與他造成立調解（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8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6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出具委託書，委任李岳融代為出席上開清償借款事件調解程序，並未授予李岳融特別代理權，李岳融卻代理原告逕以「原告願連帶給付被告565,000元」之條件與被告成立調解，該調解應屬無效，對原告亦不生效力等語。經查，原告、李岳融於上開清償借款事件107年5月14日準備程序時，當庭陳稱「我們同意原告（即本件被告，下同）之請求，我們會私下與原告談」等語，經受命法官諭知候核辦、未定下次庭期，嗣原告、李岳融於同日共同具狀，稱同意與被告和解，請協助調解，經受命法官定107年6月15日進行調解程序，李岳融於調解程序代理原告以「原告願連帶給付被告565,000元」之條件與被告成立調解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之上開清償借款事件卷宗核閱屬實，顯見原告係專就調解程序委任李岳融代其到場進行調解，應認李岳融已受有與被告成立調解之特別委任，自可代理原告與被告成立調解」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度調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

【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70條

【關鍵字】

特別代理權、上訴、裁判費、上訴期間、在途期間

受扶養權利人有可歸責於己之重大事由，致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人之義務，扶養義務不應再轉嫁於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概述】

受扶養權利人有可歸責於己之重大事由，致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人之義務，則免除之效果自應由具可歸責事由之扶養權利人負擔，而不應再轉嫁於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1號之甲說：免除義務轉嫁說之理由如下：「㈠按民國99 年民法親屬編增訂第1118條之1......由立法理由可知，增訂該條扶養義務者得以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之原因，係在於認為當扶養權利者曾有該條所列之情形時，此際仍由該扶養義務者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故該條之重點乃著重於由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是否符合事理之平，並未完全剝奪扶養權利者請求扶養之固有權利。質言之，該條所欲彰顯者乃在於扶養義務者個人之義務減輕或免除是否合理，係針對義務面所為之規定，與扶養權利者所得享有之權利無涉。若所有扶養義務者皆得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扶養權利者受扶養之權利固然因而受損，然此係因減輕或免除所帶來之必然結果，非因此而可推論該條意旨亦在於減損扶養權利者得受相當扶養之權利。因此，若尚有其他扶養義務者時，該受免除扶養義務者原先應負擔之部分，即應轉嫁至其他扶養義務者承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家訴字第370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1年度家訴字第8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0年度家訴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次按扶養義務依扶養義務者與扶養權利者間之關係，可分為「生活保持義務」或「生活扶助義務」，前者之扶養為父母子女或夫妻身分關係之本質上不可缺之要素，保持對方之生活，即係保持自己之生活，其對方生活之程度與自己之生活程度相等稱之；後者之扶養則在於其他親屬間（如兄弟姊妹間），惟於不犧牲自己地位相當之生活之限度內，對需要扶養之他方親屬，為必要之扶助。故若父母子女或夫妻間，負有扶養義務者，自需使自己之生活程度與扶養權利者之生活程度相同。因此，縱使有部分之扶養義務者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得以免除扶養義務，其他扶養義務者並未因此免除生活保持之義務，自仍應使扶養權利人之生活程度與自己相同。至於其他親屬間，負有扶養義務者亦同，亦即其所應負之扶養程度雖有不同，但亦未因其他原扶養義務者得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而得免除其應負之生活扶助義務。㈢據上...」

　　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1號之乙說：免除義務不轉嫁說之理由如下：「 ㈠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 111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而新增訂之民法第 1118條之1之規定，則明定得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之主體為『負扶養義務者』。兩條規定之主體既均為『負扶養義務者』，故依法條之體系解釋及文義解釋觀之，在扶養義務者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且有數人時，於認定扶養權利者得請求之扶養費數額時，自應先依民法第1115條之規定，依各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認定各應分擔之義務為何。其次始進入判斷是否合於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扶養義務者可否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之層次。㈡次按受扶養權利者曾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若認扶養權利者仍得向扶養義務者請求扶養，顯違事理之平，始增訂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剝奪或限縮其得受扶養之權利，此立法目的本即帶有懲罰扶養權利者之色彩。是以，若依甲說之見解，扶養義務者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且有數人時，其中有一人或數人向法院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免除扶養義務獲准後，該免除扶養義務者原先應負擔之扶養比例，即轉嫁由其他扶養義務者負擔，則扶養權利者所得受之扶養數額便因而受到完全之填補，如此將無法達到民法增訂第1118條之1帶有懲罰扶養權利者之目的。且如此一來，將造成扶養權利者因曾對已免除扶養義務者所為之施暴或未盡扶養義務...等行為，而產生之不利益，反而需由其他扶養義務者為扶養權利者承擔，而變相加重其他扶養義務者之負擔，顯有失公平，亦有違近代民法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之原則。㈢再者，甲說之見解對於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者之扶養義務後，對於其他扶養義務者應負擔之扶養比例，竟為不同之處理方式。亦即若免除部分扶養義務者之義務時，其原本應負之扶養比例，即轉嫁由其他扶養義務者負擔。然在僅係減輕扶養義務者之義務時，其原本應負之扶養比例，竟未同依免除時之處理方式，亦將之轉嫁由其他扶養義務者負擔，反而由扶養權利者自行承擔此部分之不利益，其他扶養義務者並不因此增加其扶養義務。如此將形成扶養權利者曾對部分扶養義務者所為之施暴或未盡扶養義務...等行為之情節，至可免除部分扶養義務者之扶養義務程度時，扶養權利者自其他扶養義務者處所得之扶養費數額較高；然扶養權利者上開行為之情節較輕，僅至可減輕部分扶養義務者之扶養義務程度時，反而可獲得之扶養費數額較少之不合理現象。㈣準此，依體系解釋、文義解釋，以及自立法目的及公平性而言，遇本題之情形時，應先計算出各個扶養義務者原先應負擔之扶養比例，若其中有部分扶養義務者有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之情形時，再個別予以減輕或免除，並不會因而影響其他扶養義務者原應負擔之扶養比例，始為適當。㈤據上...」……
本院認為依上開民法第1118條之1之立法理由既認為現代民法係採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則受扶養權利人於具有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2款之事由而亦有同條第2項情節重大之情形，係因受扶養權利人有可歸責於己之重大事由，致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人之義務，則免除之效果自應由具可歸責事由之扶養權利人負擔，而不應再轉嫁於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否則如得轉嫁於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無異於以受扶養權利人之不法事由，使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因與其無關之事由，蒙受從天而降之扶養義務，對次順位之扶養義務人顯非公平，故應依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1號乙說免除義務不轉嫁說之見解，受扶養權利人之權利，於受免除之扶養義務人原應負擔之扶養義務範圍內，因免除而消滅，不復存在。」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03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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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則涉及「免除義務不轉嫁說」的法院裁定，分類整理如下：

一、 該些裁定對於「免除扶養義務後是否轉嫁」之見解

幾乎都採取「免除義務不轉嫁說」

前四則裁定均引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結論，對扶養義務的轉嫁採取「否定」態度，其核心理由如下：

1、 具備個人責任與懲罰性質

(1) 民法第1118條之1允許免除扶養義務，係因受扶養人過去對親屬有虐待、重大侮辱或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2) 該立法目的帶有「懲罰」受扶養人之色彩，要求有過錯的受扶養人自行負擔後果。

2、 避免對次順位親屬顯失公平

(1) 若第一順位扶養人被免除義務後，義務卻轉嫁給次順位親屬，等同讓次順位親屬蒙受「從天而降」的無妄之災。

(2) 此轉嫁結果無法懲罰到受扶養人，反而變相加重其他親屬負擔，有違近代民法「自己責任」之原則。

3、 結論：受扶養權利隨之消滅

(1) 於前順位扶養人被法院裁定免除義務的範圍內，受扶養人該部分的受扶養權利即因免除而消滅。

(2) 該消滅之義務絕對不能轉嫁給次順位的扶養義務人。

二、 爭議案件分類整理（依法院駁回聲請之具體原因）

因各案事實不同，法院駁回聲請之理由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 受扶養人直接向次順位親屬請求扶養費

1、 案情說明

(1) 第一順位扶養人（子女）業經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

(2) 受扶養人因無維持生活能力，轉向第二順位（父母）或後順位（兄弟姊妹）請求給付扶養費。

2、 法院判決理由

(1) 直接適用「免除義務不轉嫁說」。

(2) 第一順位的義務既因受扶養人自身過錯被免除，受扶養人的權利即不復存在，次順位親屬無須承擔，故駁回受扶養人之請求。

3、 對應判決字號

(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60號（女兒被免除義務後，受扶養人轉向老父親討扶養費遭駁回）。

(2)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03號（兒子被免除義務後，受扶養人轉向親兄弟討扶養費遭駁回）。

(二) 前順位扶養人「尚未全部」被免除義務

1、 案情說明

(1) 次順位親屬主動向法院聲請免除對受扶養人之扶養義務。

(2) 雖然有部分第一順位扶養人（子女）已被免除義務，但仍有其他「已成年子女」尚未被法院裁定免除。

2、 法院判決理由

(1) 扶養順序有優先性，既尚有第一順位已成年子女存在且未被免除義務，扶養責任即應由該子女承擔。

(2) 次順位親屬的扶養義務「尚未發生」，既然未發生即無從免除，故駁回聲請。

(3) 法院另於裁定末段補充敘明：縱使未來該僅存之子女亦被免除義務，基於「不轉嫁原則」，義務亦不應轉嫁由次順位親屬負擔。

3、 對應判決字號

(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96號（尚有一成年女兒戊○○未被免除義務，父母、弟妹的扶養義務尚未發生）。

(2)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2年度家聲字第332號（尚有一成年女兒龍寶如未被免除義務，手足的扶養義務尚未發生）。

(三) 受扶養人本身尚有財力維持生活

1、 案情說明

(1) 次順位親屬（四姊）主動聲請免除對受扶養人（弟弟）之扶養義務。

(2) 四姊主張弟弟之子女已被免除義務，依「不轉嫁說」自己亦不應承擔扶養責任。

2、 法院判決理由

(1) 享有受扶養權利之法定前提要件為「不能維持生活」。

(2) 經查受扶養人（弟弟）名下土地遭法拍後，扣除債務尚餘近百萬元之價金餘額，並非無資力之人。

(3) 受扶養人既能以自有財產維持生活，次順位親屬對其之扶養義務即「尚未發生」，無從予以免除，故駁回四姊之聲請。

3、 對應判決字號

(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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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民法第1118條之1

【關鍵字】

免除扶養義務、轉嫁說、不轉嫁說、順位

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與證人保護法第14條競合時，應優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非遞予2次的寬減

【概述】

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與證人保護法第14條競合時，應優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非遞予2次的寬減。

【刑事判決】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係特別針對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被告，所為「特別」制定的減免其刑寬典；至於證人保護法第14條，係就同法第2條所列舉的各類犯罪（按其第1款規定「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包含了販賣第一、二、三、四級毒品犯罪；此外第2至17款尚列舉諸多其他犯罪），而為「一般」共同的規範。前者無時間限制，理論上，祇要在其本案判決之前，即為已足；後者僅限於本案偵查中，並須事先經檢察官同意為必要（依該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指檢察官在該本案偵查終結之前同意，並將同意之旨，記明筆錄），可見就寬典適用而言，前者限制較少，有利證人；後者較嚴，相對不利證人。從而，當2者競合時，應優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非遞予2次的寬減，否則將與可以1次即減至免刑的最低程度，理論上相齟齬。」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88號刑事判決）

【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

【關鍵字】

減刑、供出毒品來源、競合

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曠職

 【概述】

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

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例如本案例之勞工遭到羈押禁見），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前揭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民事判決】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
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前揭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次按雇主以書面郵件寄送方式，依上開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參照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以該書面所為意思表示進入勞工之實力支配範圍，依一般社會通念，可期待勞工了解之狀態，且勞工客觀上無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時，始可認發生終止效力。析言之，於勞工遭羈押禁見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05條，羈押法第69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規定，經法院強制處分禁止接見、通信或受授物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除經看守所檢具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4項規定，偵查中報請檢察官同意，始得辦理接見、發送書信以外之文件外，不得與辯護人（律師）以外之人見面、通信及收受物件。且修正前律師倫理規範第37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有關之書狀，不在此限（111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41條規定：律師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應依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準此，勞工處於上開情形，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工作），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應認曠工有正當理由。而雇主將書面終止函件送達與勞工約定之住處，依社會一般通念，亦無從期待勞工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之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客觀上亦有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應認不生終止之效力。
㈡查上訴人自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期間遭羈押禁見致無法工作，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同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之事實，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2、3頁）。然上訴人於羈押禁見期間，似見其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辦理請假手續，又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書面）寄達上訴人住處，能否期待其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另觀聲明稿內容，明示被上訴人暫時停止上訴人執行職務之意，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明：伊經內部討論後，決定將上訴人停職等語（一審勞專調卷第172頁）。果爾，以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曠工無正當理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已發生終止之效力？均非無疑。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關鍵字】

曠工、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羈押禁見

夫妻相互間之權利，在婚姻關係仍存續期間，時效期間並無終止可言

【概述】

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時效行將終止之際，婚姻關係仍存續者，時效期間並無終止可言，必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年（猶豫期間）內，時效始完成，倘權利人於該猶豫期間內行使權利，仍得生中斷時效之效力。

【民事判決】

「按「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民法第143條定有明文，此為夫妻間請求權消滅時效之時效不完成規定。其立法理由以「謹按夫對於妻之權利，或妻對於夫之權利，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固應維持家室之和平，即在婚姻關係消滅後，亦應停止時效之進行。故在一年內，時效不完成。」，是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時效行將終止之際，婚姻關係仍存續者，時效期間並無終止可言，必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年（猶豫期間）內，時效始完成，倘權利人於該猶豫期間內行使權利，仍得生中斷時效之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78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41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106年度再易字第34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上易字第74號判決要旨參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301號民事判決）

【法條】

民法第143條

【關鍵字】

夫妻間、時效不完成、家室和平、猶豫期間

社區決議欲將保全或清潔工作外包交由保全公司或清潔公司處理，似構成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資遣事由

【概述】

社區決議欲將保全或清潔工作外包交由保全公司或清潔公司處理，似構成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資遣事由。

【民事判決】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31日係依勞基法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應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等語。查上訴人離職證明書離職原因記載「大樓另外包物業公司」（見原審卷第8頁），且證人即曾擔任大樓主任委員之翁壽男，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北勞簡字第151號案件中到庭證述：伊卸任後，新的管委會決定把管理工作外包給保全公司，才辭退原有管理員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反面）。而被上訴人對此項業務需求亦不否認，且稱此較能簡省大樓費用開銷等語，並提出管理維護服務報價單可憑（見原審卷第48頁），本件上訴人既非主張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以求保障其工作權之存續，則基於有利勞工之解釋原則，尚非不得從寬認定本件被上訴人有因業務性質變更，而需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應給付上訴人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勞上易字第53號民事判決）

「查敦華園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3年6月21日決議改委由清潔公司承包社區清潔業務，被告乃於113年7月26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規定，向原告預告於113年7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核屬有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簡字第127號民事判決）

「被告前於113年4月15日以系爭終止函表示因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將被告會計人員納由物業管理公司聘用，於113年6月11日停止聘用原告（見本院卷第27頁）。其上雖未明列係依照勞動基準法何條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被告前直接聘用原告會計人員，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會計事務均轉由物業管理公司聘用，可認該部分屬於被告因業務性質變更，且無其他適當職務可供安置原告，而終止勞動契約甚明，則兩造之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1日已合法終止，核先敘明。」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78號民事判決）

「新任主委上任後，上訴人一再表明願繼續工作之意願，也願意配合工作調整與指示，僅要求結清上訴人年資，惟新任管委會上任後即接洽外包保全公司，並於8月19日公告開會決定由保全公司接管大樓保全事務，顯見新任管委會早已決定委外事務。嗣新任管委會即一再逼迫上訴人加入保全公司，對上訴人保留年資或給付資遣費乙事，置若罔聞，並強調不加入就限令工作到8月底。期間上訴人一再表明可轉任保全公司，惟2年資歷應核算資遣費或予以保留，但新任管委會未答應支付資遣費及保全公司亦未同意年資保留，足見被上訴人非基於企業經營所必須之調動，而係基於不當動機及目的，及對上訴人其他勞動條件等作不利變更，違反調動五原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依法有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小上字第1號民事裁定）

「查被告雖否認其於104年2月16日有拒絕受領原告提出勞務之行為，然其自承：於104年2月間終止全部保全管理人員之聘僱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反面），及兩造不爭事項㈣所述「被告自104年2月16日起委由皇家保全公司派員進駐管理」，並參酌原告與其餘管理員於同日即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付104年2月薪資及資遣費等，足見原告主張：被告於是日阻止伊與其他同事繼續提供勞務等語為真實；兩造間既存有僱傭關係，被告復拒絕受領原告提供之勞務，自有違反系爭契約之事實，另觀諸原告於起訴狀表明：「…原告與其他同事當日（按即104年2月16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訴並提出給付薪資、資遣費等之請求，意即原告等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逕行終止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既然於104年2月16日勞動契約終止…」等語，已如前述，堪認原告於104年2月16日時確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被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北勞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第11條第4款

【關鍵字】

公寓大廈、外包、資遣、保全、清潔工

法院將通勤時間依照薪資換算出受通勤之經濟不利益，以此論證公司加薪已使勞工獲得補償

【概述】

法院將通勤時間依照薪資換算出受通勤之經濟不利益，以此論證公司加薪已使勞工獲得補償。

【民事判決】

「上訴人為因應遷廠而就轉職至○○廠服勞務之員工給予加薪每月6千元一事，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依被上訴人於遷廠前之薪資大約為每月2萬4千元至2萬8千元左右之平均薪資，加薪比例達百分之21至25左右；參以依被上訴人當時之平均月薪最低者為寅○○（平均月薪2萬2,567元）、最高者為何○○（平均月薪2萬8,260元），平均時薪為94元至118元（22,567÷30÷8＝94；28,260÷30÷8＝118，元以下四捨五入），而按被上訴人搭乘直達之接駁車為通勤每日所耗損之時數平均為2小時計算，共通勤22日（扣除1例1休，每月通勤22日為計算），每月因通勤而耗損經濟利益至多為4,136元（94×2×22＝4,136）至5,192元（118×2×22＝5,192），則上訴人所為加薪6千元部分，均已逾被上訴人所受通勤之經濟不利益；且上開加薪金額亦為日後調薪金額之基礎，並不影響108年度之調薪，亦有上訴人提出之遷廠溝通會資料可佐（原審卷一第177頁、185頁）。可見被上訴人因遷廠後所受通勤時間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因上訴人給予相對性之加薪金額而獲得補償，自難謂因通勤時間增加而受有經濟上之不利益。」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勞上更一字第2號民事判決）

【法條】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關鍵字】

通勤時間、調動、經濟上不利益

待鑑語音訊息內至少有40個清晰不同字音之音檔，始符聲紋鑑定條件

【概述】

待鑑語音訊息內至少有40個清晰不同字音之音檔，始符調查局聲紋鑑定條件。

【刑事判決】

「又前述語音檔經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雖無從辨別是否為上訴人（本院按：因可供比對之清晰字音數均不足40個，不符合聲紋鑑定條件，見111年度上訴字第129號卷第181頁）」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73號刑事判決）

「第一審法院曾就微信對話紀錄中「費玉清」、「劉的滑」之語音，是否為潘宏韋、劉品杉之聲音，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比對鑑定，該局覆稱需待鑑語音訊息內至少有40個清晰不同字音之音檔，始符聲紋鑑定條件，而未為鑑定」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77號刑事判決）

「原審囑託調查局鑑定①105年3月21日、②同年月23日及③同年月25日通訊監察錄音譯文之原始錄音中關於女聲部分是否為同一人，以及是否與范玉萍之聲紋相同。然經調查局函覆略稱：礙於諸如待鑑聲音須有40個不同字音始能滿足聲紋鑑定條件等相關技術上之限制，故難以進行鑑定，建請為相關條件補強後再行送鑑等旨。嗣原審依調查局上開文旨檢視鑑定素材相關條件後，再囑託調查局就如上揭①及③所示原始錄音為上述疑點之鑑定，經調查局鑑定結果略為：上揭①所示部分，因待鑑字音不足，不合聲紋比對條件而難以進行聲紋鑑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86號刑事判決）

「關於檢察官所提補強證人邱郭永順供述內容之通訊監察譯文，經送調查局鑑定，該局回覆如下：送鑑光碟中「監聽錄音.wav」音信，因「通話對象A」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數未達40個，審認不符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比對，有法務部調查局113年4月15日函文可稽（原審卷第361頁)。」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04號刑事判決）

「槍擊影片中關於中文廣播之錄音，偵查中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與被告之聲紋是否相符，經法務部調查局函覆無法進行聲紋比對，此亦有法務部調查局109年12月23日調科參字第10903416550號函在卷可參。二審法院審理時，又曾函法務部調查局將該「開槍、開槍」之聲音，與被告之聲音做鑑定聲紋比對，經函覆因「本案待鑑語句「開槍」，因可供比對之清晰不同字音數不足40個（含），審認不符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比對，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11年2月14日調科參字第11103126140號函可憑（見本院更一卷P331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號刑事判決）

「本院依被告孟繁強之請求，將「李子容監聽通聯錄音」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鑑定，該局將其中5通電話之音訊檔進行鑑定結果：㈠檔名…電話錄音3通，譯文標示對象「孟繁強」之通話者聲音與該局採樣孟繁強聲音比對結果，語音特徵相似值依序為42、41及43分，3通均無法研判待鑑聲音與孟繁強聲音之異同；㈡檔名…電話錄音，譯文標示對象「孟繁強」之通話者聲音與該局採樣孟繁強聲音比對結果，語音特徵相似值為39分，研判待鑑聲音與孟繁強聲音不相似；㈢…音訊檔案，標示對象「孟繁強」之通話者聲音未達40個(含)以上清晰之不同字音，不符合鑑定要件。此有該局鑑定報書1份在卷可查(本院卷三第165-166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204號刑事判決）

「又調查局受理本案聲紋鑑定之條件，每則語音約需40個不同字，每字均應清晰、可辨識，並屬可供「聲紋圖譜特徵」分析比對用之語音。鑑定過程係先聆聽及分析待鑑定之語音內容，確認符合聲紋鑑定之前揭條件後，擷取待鑑語句，並函請鑑定機關通知受鑑人至該局採樣，採樣過程係請受鑑人複誦待鑑採樣語句，並由該局鑑定人員錄音。待採樣完成後，將兩者語句之字音以「語音比對法」及「聲紋頻譜特徵比對法」比對，統計兩者語音特徵之相似值。而其分析依據及研判標準係參照美國聲紋專家OscarTosi博士之研究，該研究將未知及已知聲音比對所得之語音特徵相似值（即出自同一人之機率）進行歸納分析。而經鑑定結果，如語音特徵相似值高於70分，即判定聲音「相似」；介於40至70分者，為聲音「無法研判」，低於40分者，即判定聲音「不相似」，此參系爭聲紋鑑定書之備註所載即明。又依前揭鑑定結果，若語音特徵相似值介於70至90分者，則其語音出自同一人之機率為52至99%，即判定為「聲音相似」；如相似值介於40至70分者，則其語音出自同一人之機率為46至52%，係「無法研判聲音是否相似」；如相似值介於40至20分者，則其語音出自同一人之機率為46至2.5%，即判定「聲音不相似」。而本案經鑑定結果，語音特徵之相似值為80分，其意義係指兩者（即「待鑑語音」與「採樣語音」）出自同一人聲音之機率約為91%，因此判定「聲音相似」等情，業據鑑定證人蕭志濱、李明慶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明確在卷（見本院卷四第96至116頁），並有調查局111年3月11日調科參字第11103148330號函及附件（見本院卷四第3至25頁）、111年10月4日調科參字第11103271870號函及所附「聲紋頻譜分析」及「分析數據（包括『台達電聲紋儀器分析報告』及『國立臺北大學聲紋分析軟體報告』）」在卷（見本院卷四第185至211頁、第215頁、第253至257頁）可稽。準此，關於本案之前揭聲紋鑑定，既經調查局專業鑑定人員依據上開標準，先篩選符合鑑定要件之語音後，再依語音比對法、聲紋頻譜特徵比對法等方式進行鑑定，其鑑定方法、鑑定結果均經科學方法反覆驗證，具有可信性。」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417號刑事判決）

「再本院將監聽錄音譯文送法務部調查局作聲紋之鑑定，經該局回覆略以：經檢查送鑑光碟内音檔「000000000_0000-00-0000.36.58.wav」按譯文所載「B男」聲音，共擷取9句進行聲紋品質檢查，因語者部分話語含糊不清及錄音品質不佳，相關聲紋共振峰頻譜特徵模糊，致待鑑「B男」之清晰不同字音數不足40個（詳如附件），審認不符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比對，有該局112年2月14日調科參字第11203130980號函暨鑑定附件可稽（本院卷第287頁）。」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874號刑事判決）

「本院依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意旨，依職權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鑑定，比對上開錄音中之甲男與被告是否聲紋相符，其中編號①、③、④、⑥及⑦等音檔經檢查結果，其內容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均不足40個，不符該局聲紋鑑定條鑑，致難進行聲紋鑑定，編號②、⑤等2音檔之甲男聲音（即B聲音，分別為2B、5B），與該局採樣被告聲音比對結果，2B語音特徵相似為51分，5B語音特徵相似值為58分，均無法研判待鑑聲音與被告聲音是否相似，固有法務調查局111年6月1日調科壹字第11103179470號函暨法務部調查局111年6月1日調科參字第11103179470號鑑定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1至223頁，上開編號①至⑦之通訊監察譯文見本院卷第221至223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51號刑事判決）

「復參以聲紋鑑定人蕭志濱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98年1月完成調查局的聲紋鑑定技術課程，開始從事聲紋鑑定，直至110年7月，至今負責聲紋鑑定的案件約有1,000件，每年大概有接近80至90個案件。本案是請彭聖文來調查局為聲音的採樣，採樣的字數通常大概接近40個字，再經過電腦程式去比對採樣語句的每個字音，復經由電腦程式去作分析，「附件二聲紋頻譜分析」是頻譜特徵展現出來的一個圖形，上面的波形是語音信號的波形，對應到下半部呈現出來的就是聲紋頻譜，其中黑色彎曲的線條就是頻譜，聲音能量比較強的共振頻率才會呈現出這些黑色線條，也稱為共振峰；而因為韻母信號比較強，能顯示那些黑色線條（若是無聲子音、氣音就沒辦法顯示那些黑色線條）即共振峰，有頻率位置和強度，就可以針對韻母、頻譜分別與共振峰、鼻韻以電腦程式（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製作的程式）進行分析比對，最後的分數有達到79分，但後來經過我們以聽到的聲音綜合評析，最後打出來的分數是76分，而因聲音是一個存在變異的生理特徵，以76分對應到同一人大概有達到78％的機率，而在我經手鑑定的案件中，沒有遇過90分以上的，因為聲紋頻譜是一個變數，聲音本來就會有點變化，就算同一個人講同樣的話也沒辦法100％相同，就我經手的案件中，大概也都是在70幾分，80分以上的雖然有，但比較少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4至110頁），可知聲紋鑑定主要是依照所發語音聲紋之共振峰（需符合聲紋鑑定條件之共振峰），以韻母區域透過電腦程式進行聲紋圖譜特徵比對及語音分析，其業已詳細說明鑑定過程及分析依據，是認上開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書之鑑定結果具有相當程度之客觀性、準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47號刑事判決）

「本院審理時，曾函法務部調查局將該「開槍、開槍」之聲音，與被告之聲音做鑑定聲紋比對，惟因「本案待鑑語句「開槍」，因可供比對之清晰不同字音數不足40個（含），審認不符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比對及派員赴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看守所採集聲紋」，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11年2月14日調科參字第11103126140號函可憑（見本院更一卷P331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53號刑事判決）

「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此部分A男之聲音，因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不足40個，無法進行聲紋鑑定，有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3至204頁）」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2號刑事判決）

「然經原審函詢之結果，法務部調查局以110年4月23日調科參字第11003193300號函覆稱：送鑑定之通訊監察錄音，因每通聲音可供比對不同清晰字音均不足40個，不符聲紋比對條件，難以鑑定（原審卷第327頁）；中央警察大學則以110年4月30日校鑑科字第1100003415號函覆稱：聲音比對標準之確認，如樣本相隔超過6年，則不允許有90%以上信心水準；本案係20年前（已超過6年）的通訊監察錄音，明顯超出可供作證據之確定範圍等語（原審卷第331頁），顯然已難以進行聲紋鑑定。」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727號刑事判決）

「譯文編號1-9、1-10、1-41、1-42、1-43、1-44所示內容之通訊監察錄音經送聲紋鑑定之結果，因每音檔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不足40個，不符聲紋鑑定條件，無法進行聲紋鑑定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109年11月5日調科參字第10903374480號函在卷可按（見原審訴字第21號卷一第311頁）。」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899號刑事判決）

「本院依黃宇賢辯護人聲請將相關通訊監察錄音檔囑託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鑑定，經依該局鑑定要求每個錄音檔之待鑑對象需有40個以上聲音清晰之不同字音而篩選過後，僅就譯文編號G3-1、K1-1、I1-1、I1-2囑託鑑定」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82號刑事判決）

「惟經檢察官將被告王冠中偵訊光碟及蒐證光碟囑託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比對鑑定，法務部調查局以蒐證光碟之蒐證對象聲音，均因每個音檔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不足40個，不符該局聲紋鑑定條件，而難以進行聲紋鑑定，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09年2月18日調科參字第10903119060號函在卷可稽（見偵34839號卷第335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589號刑事判決）

「況本院將「107年12月6日上午7時3分24秒錄音檔與107年12月21日下午12時46分50秒錄音檔內女子聲音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略以：「送鑑之107年12月6日上午7時3分24秒錄音檔與107年12月21日下午12時46分50秒錄音檔內女子聲音均不足40個不同字音，不符本局聲紋比對條件，歉難鑑定」等語，有法務部調查局110年3月12日調科參字第11003154960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63頁）」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原上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

「至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雖又聲請將卷附通訊監察錄音其中107年1月22日5時6分15秒至5時6分31秒、107年1月22日5時8分51秒至5時9分51秒、107年1月22日5時26分20秒至5時26分40秒等3通（即上開通訊監察錄音⑥、⑦、⑧）送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此對，惟原審曾將通訊監察錄音紀錄檔案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鑑定，有如前述，關於前述通訊監察錄音③、⑩部分外之其他部分，或有無法研判與被告聲音是否相似，或有因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不足40個而難以進行聲紋鑑定，已據法務部調查局於聲紋鑑定報告書併予載明（見原審卷一第203至204頁）」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621號刑事判決）

「原審將2次微信通話之錄音檔案，連同被告接受警詢、偵訊時所錄得之音檔，一併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鑑定，以判斷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毒品交易，與證人莊宏吉通話者是否為被告，然經法務部調查局函覆略以「每個音檔聲音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不足40個，不符本局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鑑定」等語，嗣經原審再函詢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可否協助進行聲紋鑑定，經該局函覆「本局暫停受理聲紋鑑定案，建請轉送其他機關鑑定」等語，此有原審109年10月30日、11月12日公函、法務部調查局109年11月6日函、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1月19日函等存卷足憑（原審卷第195、196、201、205、219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437號刑事判決）

「因有關附件二㈢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之聲紋比對乙事，業經原審送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結果，因待鑑對象談話內容字數不足40字，致無法進行聲紋比對鑑定，業經法務部調查局108年8月22日調科參字第10000461940號聲紋鑑定報告書詳予說明在卷（見原審卷㈢第233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號刑事判決）

「原確定判決法院已就聲請人所提供上開其委由黃○○錄影之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就檔案名稱「LINE_MOVIE_0000000000000」中關於「…你在放款的…」等語句為聲紋鑑定，經該局函覆以：因可供比對之清晰字音數不足40個，不符聲紋鑑定條件，而無法比對等語，有法務部調查局函覆在卷可稽（見本院上訴卷㈠第201、249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聲再字第88號刑事裁定）

「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將上開桃園市刑大所附如附表二編號1至5之通訊監察譯文原始錄音光碟及被告警詢、第二次偵訊錄影檔案送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鑑定，雖經該局函覆以：上開通訊監察譯文其中1通之聲紋共振峰頻譜特徵不明顯，其餘6通錄音内容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均不足40個，皆不符該局聲紋鑑定條件，無從進行聲紋鑑定等語，有該局109年8月24日調科參字第10903289590號函1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9至72頁）。」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35號刑事判決）

「經本院再將通訊監察錄音帶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聲紋，法務部調查局認鑑定請擇取待鑑字音較多之錄音通話（每個待鑑對象需有至少含有40個聲音清晰之不同字音），待鑑字音40個字限同一通電話，如果錄音品質不好，也沒有辦法做鑑定，本件通訊監察錄音帶的錄音品質很差無法鑑定，有法務部調查局108年9月25日函及原審108年10月1日電話洽辦公務紀錄單在卷可參（見原審重訴緝卷一第197頁、第201頁至第203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48號刑事判決）

「監聽譯文之2次監聽內容（見偵卷第33頁），均為證人鄭鎧國所參與之對話內容，其中第一通106年7月31日下午7時16分38秒之監聽錄音經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聲紋鑑定，因可供比對之不同清晰字音均不足40個，故無法進行鑑定一節，有該局108年11月21日調科參字第1080339534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4頁）」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766號刑事判決）

「本院依職權將遠東銀行照會本案保證人「陳臣龍」時之錄音檔案送請鑑驗比對被告與證人陳臣龍庭訊之錄音檔案，因保證人「陳臣龍」之待鑑聲音不足40個清晰之不同字音，不符聲紋鑑定條件，而無從進行比對分析，有法務部調查局105年11月4日調科參字第10503459660號函1份可參（見原審卷第95至96頁）」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386號刑事判決）

「至法務部調查局係以手機錄音檔案不足40個清晰之不同字音，不符聲符鑑定條件為由，認難進行聲紋比對分析，有法務部調查局107年1月16日調科參字第10723200580號函及所附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案件送鑑說明、光碟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0至212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侵上訴字第90號刑事判決）

「經本院前審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鑑定後，該局函覆稱：因上開通訊監察之通話內容，被告及林高民待鑑之聲音，均因不足40個清晰之不同字音，不符聲紋鑑定條件，歉難進行聲紋比對分析等情，有該局106年8月16日調科參字第10603342250號函（見上訴卷第387頁）附卷可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7年度上更一字第30號刑事判決）

「經本院將上開通訊監察譯文之監聽錄音光碟及本院審判程序錄音光碟均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聲紋比對，然因送鑑上開監聽錄音光碟之待鑑聲音（即通訊監察譯文中「Ａ」男子之聲音），因每通均不足40個清晰不同字音，不符聲紋鑑定條件，無法進行聲紋鑑定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107年6月11日調科參字第10703247110號函及所附「法務部調查局受理聲紋鑑定案件送鑑說明」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8頁至第360頁）」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3362號刑事判決）

【法條】

【關鍵字】

聲紋鑑定、調查局、40個字音、鑑定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