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肯認為具有證據能力，為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
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即特信性），立法政策上並未有列舉或例示明文，其內涵完全委由法院就個案主客觀的外部情況，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審酌判斷。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外部情況進行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具有可信性。
外部情況之認定，例如時間之間隔、是否為有意識之迴避、有無受外力干擾或事後串謀、警詢筆錄記載是否完整、是否出於自由意識陳述等，法院應斟酌上列因素綜合判斷。
亦即，法院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陳述是否出於真意、有無違法取供，其信用性是否已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狀況，加以論斷說明。
【刑事判決】
「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其在審判中之陳述不符時，基於實體真實發現之訴訟目的，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倘認其於調查中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即例外地賦與證據能力。
又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具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僅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例外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此類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肯認為具有證據能力，為本院一致之見解。
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即特信性），立法政策上並未有列舉或例示明文，其內涵完全委由法院就個案主客觀的外部情況，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審酌判斷。
倘法院就調查中陳述時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或條件等相關事項，例如：陳述人之態度、與詢問者之互動關係、筆錄本身記載整體情況、詢問者之態度與方式、是否告知陳述人之權利、有無違法取供等情狀予以觀察，綜合判斷陳述人陳述時之外在、客觀條件已獲確保，具有可能信為真實之基礎，即得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09號刑事判決。類似判決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67號刑事判決）
又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具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僅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例外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此類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肯認為具有證據能力，為本院一致之見解。
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即特信性），立法政策上並未有列舉或例示明文，其內涵完全委由法院就個案主客觀的外部情況，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審酌判斷。
倘法院就調查中陳述時之外部附隨環境、狀況或條件等相關事項，例如：陳述人之態度、與詢問者之互動關係、筆錄本身記載整體情況、詢問者之態度與方式、是否告知陳述人之權利、有無違法取供等情狀予以觀察，綜合判斷陳述人陳述時之外在、客觀條件已獲確保，具有可能信為真實之基礎，即得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09號刑事判決。類似判決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67號刑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謂『前後陳述不符』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縱其中有一部分不符，亦屬之；而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外部情況進行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則虛偽陳述之危險性不高，雖係審判外陳述，或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仍得承認有證據能力。
就外部情況之認定，例如時間之間隔、是否為有意識之迴避、有無受外力干擾或事後串謀、警詢筆錄記載是否完整、是否出於自由意識陳述等。法院應斟酌上列因素綜合判斷，細究陳述人問答態度、表情與舉動之變化，以認定是否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至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仍為審判外之陳述，但立法者衡量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為由，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例外規定除有顯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被告若對偵查中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形有所主張，自應提出證據，而非出自空泛推論。」
就外部情況之認定，例如時間之間隔、是否為有意識之迴避、有無受外力干擾或事後串謀、警詢筆錄記載是否完整、是否出於自由意識陳述等。法院應斟酌上列因素綜合判斷，細究陳述人問答態度、表情與舉動之變化，以認定是否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至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仍為審判外之陳述，但立法者衡量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為由，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例外規定除有顯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被告若對偵查中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形有所主張，自應提出證據，而非出自空泛推論。」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64號刑事判決）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
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
法院自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其陳述是否出於真意、有無違法取供，其信用性是否已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啡況，加以論斷說明。
查劉任祥於警詢證稱2次見面均係向被告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語，於第一審則改稱：與被告見面係為催討聚寶盆云云，其就待證事實重要相關部分，顯然歧異。則其警詢所言，有無前開條文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原審自應論斷說明。乃原判決僅以「經綜合全案卷證」，其此部分陳述，並無特別可信之情況，即遽認劉任祥警詢所陳無證據能力，未具體說明如何認定劉任祥警詢所言無信用性，難謂無理由不備之違法。」
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
法院自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其陳述是否出於真意、有無違法取供，其信用性是否已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啡況，加以論斷說明。
查劉任祥於警詢證稱2次見面均係向被告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語，於第一審則改稱：與被告見面係為催討聚寶盆云云，其就待證事實重要相關部分，顯然歧異。則其警詢所言，有無前開條文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原審自應論斷說明。乃原判決僅以「經綜合全案卷證」，其此部分陳述，並無特別可信之情況，即遽認劉任祥警詢所陳無證據能力，未具體說明如何認定劉任祥警詢所言無信用性，難謂無理由不備之違法。」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32號刑事判決）
【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
【關鍵字】
傳聞法則、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外部情況、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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