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刑法第274條立法目的，係考量母子天性，若非名譽、經濟或其他不得已之情形，常人豈會將自己甫生產之孩子殺害？從而大幅減輕其責任。又父子之間，豈無所謂父子天性？蓋生父、生母之心理上壓力相同，其等共同決意之行為，刑責評價上竟有雲泥之別？另考量其他國家對於殺人罪之法定刑較我國顯然為輕，使法院量刑時得有較大之裁量空間，故生父殺嬰如以殺人罪論處顯有過重之憾時，宜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
【刑事判決】
「生母殺嬰罪之立法目的與被告之關係：
(1)按刑法第274條第1項之生母殺嬰罪，係24年1月1日所制定公布；而該罪於17年3月10日所制訂公布之舊刑法條文（當時為第287條）為『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私生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立法之初，『非婚生子』係本罪之構成要件之一。
(2)而本罪之立法目的，因立法時間過早，已難查考；學者有見解略以：『母子天性，苟非有不得以之情事，迫於環境名譽或生計困難或為畸形嬰兒，絕不至自己殺害親生之子女』（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增訂本下冊，1995年，3版，第880頁）、『本罪當初立法時，原認為母子天性相愛，苟非名譽相關、經濟壓迫或其他不得已之情形，孰肯將自己生產之子女，至於死地』（甘添貴，刑法各論上冊，2010年，2版，第31頁）、『此要件應該是考慮到行為人於行為時心理上承受著極大的壓力，例如私生子或面對經濟上之壓迫，而有較低的期待可能性』（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11年，4版，第460頁）、『現行刑法則以生母殺子女，亦有由於受生活之逼迫者，故不將其限於私生子，擴大適用之範圍』（蔡墩銘，刑法各論81年，第34頁）等。是本罪立法目的，應係考量母子天性，若非名譽、經濟或其他不得已之情形（包含產後憂鬱症，惟該部分並非本罪之構成要件），一般人豈會將自己甫生產之孩子殺害？從而大幅減輕其責任。
(3)然依前述觀點，孰又能論父子之間，並無所謂『父子天性』？且未婚又無經濟基礎之生父，豈無名譽、經濟之心理上壓力？而若生父、生母共同面對類似的心理壓力，而決意共同殺嬰後，生母面對之罪責為刑法第274條第1項之『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生父面對之罪責卻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即使生父生理上並無『產後憂鬱症』之可能，然依前述說明，生父、生母仍有部分之心理上壓力相同，其等共同決意之行為，刑責評價上竟有雲泥之別？
(4)又本院蒐集數十年來以刑法第274條第1項為主文之判決，僅有2件係處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且不得緩刑（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更(一)字第204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3年度少連訴字第19號），另有1件係處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且不得緩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1699號），其餘均為緩刑（含附條件緩刑，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2504號、97年度訴字第1574號、臺灣台東地方法院88年度訴字第277號、90年度訴字第597號、88年度訴字第277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5年度簡字第306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473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少連訴字第38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4023號、98年度訴字第2529號）。而本件與被告甲○○共同為前揭犯行之翁○○，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少年法庭以101年度少上訴字第6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附條件緩刑4年確定，已如前述。但被告卻係單獨面對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殺人罪，揆諸前揭說明，此似失事理之平。
(5)被告雖經鑑定並非男嬰之生父，然被告自承與翁○○係於100年1月23日認識，於同年2月初發生性關係等語（見相卷第56頁）；以翁○○於100年8月18日產下嬰兒，推算非無可能為被告之子，是被告甲○○與翁○○於前揭殺嬰犯行時，均認為被告即為男嬰之生父，尚非毫無憑據；從而被告主觀上應係以生父之心態為前揭行為。被告既與翁○○為共同生活之男女朋友，一起未婚、同居而有孩子，翁○○所面臨名譽、經濟之心理壓力，被告亦應有之；且被告雖較翁○○年長，然亦年僅19歲，其智識未如成年人成熟，已如前述，尚難期待其有周全應對之策，堪認被告犯罪情節雖可非難，然非無值得憐憫之處。
4.外國之立法：
(1)依學者所述，我國立法時所參考之『歐陸諸國』刑法，經本院查考，目前仍有生母殺嬰罪相關規定者，有瑞士刑法116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以罰金）、奧地利刑法79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理由均係本於『生母在甫生育時的精神狀態不穩』所致的責任能力減輕。惟我國刑法第274條第1項並未將生母之精神狀態列為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則我國之立法理由是否同於前述2國，非無疑問。
(2)當初立法時亦參考之德國，現已廢除生母殺嬰之相關規定（原德國刑法第217條），而適用殺人罪之規定。德國關於相當於我國之殺人罪，列有第211條第1項之謀殺罪（出於殺人嗜好、性慾的滿足、貪財或其他卑劣動機，以陰險、殘暴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或意圖實現或掩蓋其他犯罪行為而殺人）及212條第1項之故意殺人（非謀殺之殺人），後者之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
(3)而我國立法亦常參考之日本國，現行刑法亦無生母殺嬰罪，應適用該法第199條殺人罪，於2004年經修正後，該條規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如經減刑，可減至一半。
(4)是前述國家對於殺人罪之法定刑亦較我國顯然為輕，使法院量刑時得有較大之裁量空間。相比之下，被告之行為，若依我國刑法殺人罪之本刑處罰，相較於前述德、日等國，顯有過重之憾。
5.綜上所述，本院衡酌全案犯罪情節，並考量被告手段尚非兇殘，犯後亦有悔意，又無前科，認為若處被告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即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嫌過重，且與翁○○之刑度相差過大，被告之行為及結果客觀上均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予減輕其刑。」
(1)按刑法第274條第1項之生母殺嬰罪，係24年1月1日所制定公布；而該罪於17年3月10日所制訂公布之舊刑法條文（當時為第287條）為『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私生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立法之初，『非婚生子』係本罪之構成要件之一。
(2)而本罪之立法目的，因立法時間過早，已難查考；學者有見解略以：『母子天性，苟非有不得以之情事，迫於環境名譽或生計困難或為畸形嬰兒，絕不至自己殺害親生之子女』（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增訂本下冊，1995年，3版，第880頁）、『本罪當初立法時，原認為母子天性相愛，苟非名譽相關、經濟壓迫或其他不得已之情形，孰肯將自己生產之子女，至於死地』（甘添貴，刑法各論上冊，2010年，2版，第31頁）、『此要件應該是考慮到行為人於行為時心理上承受著極大的壓力，例如私生子或面對經濟上之壓迫，而有較低的期待可能性』（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11年，4版，第460頁）、『現行刑法則以生母殺子女，亦有由於受生活之逼迫者，故不將其限於私生子，擴大適用之範圍』（蔡墩銘，刑法各論81年，第34頁）等。是本罪立法目的，應係考量母子天性，若非名譽、經濟或其他不得已之情形（包含產後憂鬱症，惟該部分並非本罪之構成要件），一般人豈會將自己甫生產之孩子殺害？從而大幅減輕其責任。
(3)然依前述觀點，孰又能論父子之間，並無所謂『父子天性』？且未婚又無經濟基礎之生父，豈無名譽、經濟之心理上壓力？而若生父、生母共同面對類似的心理壓力，而決意共同殺嬰後，生母面對之罪責為刑法第274條第1項之『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生父面對之罪責卻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即使生父生理上並無『產後憂鬱症』之可能，然依前述說明，生父、生母仍有部分之心理上壓力相同，其等共同決意之行為，刑責評價上竟有雲泥之別？
(4)又本院蒐集數十年來以刑法第274條第1項為主文之判決，僅有2件係處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且不得緩刑（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更(一)字第204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3年度少連訴字第19號），另有1件係處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且不得緩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1699號），其餘均為緩刑（含附條件緩刑，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2504號、97年度訴字第1574號、臺灣台東地方法院88年度訴字第277號、90年度訴字第597號、88年度訴字第277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5年度簡字第306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473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少連訴字第38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4023號、98年度訴字第2529號）。而本件與被告甲○○共同為前揭犯行之翁○○，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少年法庭以101年度少上訴字第6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附條件緩刑4年確定，已如前述。但被告卻係單獨面對最輕本刑10年以上之殺人罪，揆諸前揭說明，此似失事理之平。
(5)被告雖經鑑定並非男嬰之生父，然被告自承與翁○○係於100年1月23日認識，於同年2月初發生性關係等語（見相卷第56頁）；以翁○○於100年8月18日產下嬰兒，推算非無可能為被告之子，是被告甲○○與翁○○於前揭殺嬰犯行時，均認為被告即為男嬰之生父，尚非毫無憑據；從而被告主觀上應係以生父之心態為前揭行為。被告既與翁○○為共同生活之男女朋友，一起未婚、同居而有孩子，翁○○所面臨名譽、經濟之心理壓力，被告亦應有之；且被告雖較翁○○年長，然亦年僅19歲，其智識未如成年人成熟，已如前述，尚難期待其有周全應對之策，堪認被告犯罪情節雖可非難，然非無值得憐憫之處。
4.外國之立法：
(1)依學者所述，我國立法時所參考之『歐陸諸國』刑法，經本院查考，目前仍有生母殺嬰罪相關規定者，有瑞士刑法116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以罰金）、奧地利刑法79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理由均係本於『生母在甫生育時的精神狀態不穩』所致的責任能力減輕。惟我國刑法第274條第1項並未將生母之精神狀態列為構成要件，已如前述；則我國之立法理由是否同於前述2國，非無疑問。
(2)當初立法時亦參考之德國，現已廢除生母殺嬰之相關規定（原德國刑法第217條），而適用殺人罪之規定。德國關於相當於我國之殺人罪，列有第211條第1項之謀殺罪（出於殺人嗜好、性慾的滿足、貪財或其他卑劣動機，以陰險、殘暴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或意圖實現或掩蓋其他犯罪行為而殺人）及212條第1項之故意殺人（非謀殺之殺人），後者之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
(3)而我國立法亦常參考之日本國，現行刑法亦無生母殺嬰罪，應適用該法第199條殺人罪，於2004年經修正後，該條規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如經減刑，可減至一半。
(4)是前述國家對於殺人罪之法定刑亦較我國顯然為輕，使法院量刑時得有較大之裁量空間。相比之下，被告之行為，若依我國刑法殺人罪之本刑處罰，相較於前述德、日等國，顯有過重之憾。
5.綜上所述，本院衡酌全案犯罪情節，並考量被告手段尚非兇殘，犯後亦有悔意，又無前科，認為若處被告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即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嫌過重，且與翁○○之刑度相差過大，被告之行為及結果客觀上均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予減輕其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89號刑事判決）
【法條】
刑法第274條、刑法第59條
【關鍵字】
生母、殺嬰、生父、殺人、立法目的、外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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