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效之律師協助，應兼具「行為瑕疵」及「結果不利」二要件

【概述】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所謂「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包括：
◎未經辯護人到庭
◎辯護人所提供之辯護非實質有效辯護（無效之律師協助）

無效之律師協助，應兼具二要件：

[1]行為瑕疵：
應由被告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

[2]結果不利：
該瑕疵行為嚴重至審判已不公平，審判結果亦因而不可信。

至辯護人如何與被告就案件相關過程磋商、擬定辯護意旨，法院無從介入，不得以「在法庭外無互動」遽指辯護人未為實質辯護。

義務辯護人應留意：
(1)對卷內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一一陳明並表示意見。
(2)無法聯繫到當事人的情況，宜援引第一審辯論要旨。
(3)對於傳聞證據，還是要爭執證據能力為宜。
(4)辯論時要多陳述些內容（以本案為例，經記載於筆錄即有25列）。

【刑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規定『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以保護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辯護人其辯護及不受不法審判之權。
所謂未經辯護人到庭辯護，除指未經辯護人到庭外，固尚包括辯護人所提供之辯護如非實質、有效之辯護，即屬無效之律師協助，得構成合法上訴之理由，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
惟是否構成無效之律師協助，除應由被告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外，必也該瑕疵行為嚴重至審判已不公平，審判結果亦因而不可信，亦即，所謂無效之辯護應同時具備『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二要件，始足語焉。
至辯護人如何與被告就案件相關過程磋商、擬定辯護意旨，乃屬其等間之內部信任關係、訴訟策略之運用，並受秘匿特權保護，倘未受國家機關不當干涉，法院無從介入，自不得以之遽指辯護人未為實質辯護。
本件關於劉騏傑部分，第一審判處劉騏傑傷害之罪刑，劉騏傑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亦以劉騏傑涉犯重傷害罪而提起上訴，法定刑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屬依法必須強制辯護案件，劉騏傑原委任杜冠民律師為其辯護人，惟於原審民國106年3月30日之準備程序，劉騏傑經傳未到庭，杜冠民律師則以無法聯繫上劉騏傑為由，遞狀解除委任。

嗣經原審指定應少凡律師擔任劉騏傑之義務辯護人，原審於106年10月26日、107年5月24日、107年7月26日之準備程序，及107年10月4日審判程序，就卷內全部證據逐一提示並告以要旨，供義務辯護人對卷內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表示意見，踐行法定調查證據程序，義務辯護人一一陳明並表示意見，已就法律及事實上之意見為劉騏傑盡其辯護之義務，並無未經辯護人到庭辯護逕行審判之情。
雖原審於106年10月26日及107年5月24日之準備程序，劉騏傑迭經合法傳喚俱未到庭，係自己對於訴訟漫不經心，毫不在乎訴訟進行之攻防，致義務辯護人無法聯絡上劉騏傑，責任存在於劉騏傑，義務辯護人乃援引第一審辯論要旨，主張劉騏傑於案發當時人在游泳池，不在現場，沒有參與攻擊黃柏隆的行為等情，自難謂其未盡實質、有效之辯護義務。
固然，義務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就證人林○萱於警詢陳述之傳聞證據，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不無微疵，惟原判決係以林○萱於警詢陳述具有特別可信性及必要性之要件，而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傳聞例外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已如前述，並非依義務辯護人之同意，即逕認有證據能力，是以義務辯護人對傳聞證據所為同意之表示，實質上並未對劉騏傑產生任何不利之影響。
另觀諸原審107年10月4日審判筆錄記載，義務辯護人為劉騏傑辯護，主張劉騏傑未曾出現在黃柏隆面前，且未預見會有他人攻擊黃柏隆，而與黃柏隆所受重傷無涉，復陳第一審量刑過重等情，其辯護要旨經載於筆錄即有25列之多，最後併記載：「…其餘詳如辯護意旨狀所載。」等語，但卷內未見該日有提出辯護意旨狀之書狀，應係指其先前提出之答辯書狀而言，
綜觀義務辯護人於該日之辯護內容，已盡其辯護人之角色，就法律或事實上之意見為劉騏傑辯護，發揮其應有之辯護功能，尚難謂劉騏傑於原審未獲得辯護人實質辯護。至於原審於107年9月13日之審判期日，義務辯護人固未出庭為劉騏傑辯護，但該日原審並未以劉騏傑為被告之地位，行調查證據、訊問被告、事實及法律之辯論等程序，實質上未對劉騏傑有任何不利之結果，亦難認有無效辯護之情形可言。劉騏傑上訴意旨漫稱其與辯護人在法庭外無互動，並謂其未經辯護人為實質有效辯護等情，核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97號刑事判決。類似判決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4號刑事判決）

【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

【關鍵字】

未經到庭辯護、無效律師協助、實質辯護、義務辯護人、行為瑕疵、結果不利